把“六四”坦克人、白纸运动…等等历史真相纹在背上，Eric MY表示这是他的无声抗争。来自中共体制内家庭，他在成长过程看到太多不为人知的黑幕，也经历被约谈、被精神病的恐怖。最后在他被限制出入境的前一天，匆促逃离中国。近日，他在新西兰接受了大.纪.元;的专访，讲述了自己二十多年来的见闻，也揭露了中共体制下的诸多乱象。
上衣一脱，Eric MY后背的真相图案紋身就展现在眼前，包括：六四坦克人、白纸运动、中共对新疆的种族灭绝、香港反送中运动。他表示这是在2024年突发奇想的无声抗争。
之前，他参加演唱会，还得带上展示的真相条幅，后来国内的演唱会、音乐节、包括去香港声援，全部要安检、搜身。他说，那（真相图案）纹在身上，直接把衣服一脱，最简单了。
Eric来自中共体制内家庭，父亲是江苏某单位的办公室主任，白天上班围着局长转，晚上照顾家里的舞厅生意。Eric五岁才从外婆家回到父母身边，父母很忙，经常吵架；有时父亲应酬酒喝多了，也会拿他撒气。他经常一个人在家，很小就学会做饭，还学会避开父亲的注意力，免得挨打挨骂。
上小学时，父亲把他送到当地最好的小学。Eric班上的同学几乎都是权贵子弟，有当官的、也有做生意的。有一个同学家是卖电器的，班主任家里面的空调、电视，全是他们家送的。父母为了让老师对他严格一点，也会给班主任送钱、送礼、送购物卡，让他在课堂上多提问，以及让他晚放学。Eric说： “他们收钱收礼，可以明目张胆。”
Eric说他不喜欢被强制戴红领巾、唱红歌，因此遭到班主任、同学的孤立。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父亲让他捐了1,000元，同学感觉他家好有钱，看他的眼光改变了， Eric的朋友开始多起来了。
父亲还组织了义工联合会捐款。有一次，父亲和局长吃饭带上他，Eric听他们说，民政局现在已经不接收这些衣服、被子，以后不要收了。这些东西到时候都得烧掉。“因为江苏距离汶川遥远，拉过去成本很高，他们认为不划算，但又不想伤害老百姓的感情，就只能做做样子。”至于整个捐款过程没有监督，钱拿到银行存了，是捐了，不过能否到灾民手里就不知道了。
Eric上初中时，父亲被借调担任国企总经理。当时一个村镇在拆迁，有一天放学，司机把他带到乡镇的拆迁现场找父亲。现场有派出所的人、父亲单位的人，还有一些黑社会人员，正要拆一个大叔的房子。
“大叔就不给拆。我是五点多放学，天还没黑，一直僵持到七、八点钟，那个大叔突然拿了瓶汽油浇在头上，燃起来了。我坐在车里面，看到警察无动于衷，也不去灭火、施救。我爸就让司机赶快把我带走了。”
父亲还负责当地一个门户网站，Eric看到论坛上面有人发帖子说强拆死人、自焚的事。宣传部要求父亲把这些帖子删除、下沉、转移。最后这个强拆自焚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此外，投诉物业、医院、公安等等帖子，也都被删除了，就是老百姓不能发声，说什么都不行。
Eric 说：“看到的真相太多了，不像他们宣传的中国有吃有喝，真的是吃不起饭的太多了。我感觉良心上过不去。”
Eric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，但总跟老师作对，从来不写作业，也没有书包。 中学时Eric和同学已经会用赛风翻墙。那时候习*近*平刚上台，学校里到处贴习*近*平的画像，比较叛逆的孩子都会用笔在习*近*平的画像上涂一涂。
父亲从小逼Eric学钢琴等乐器，高二时，Eric因为音乐加分被特招上了大学。没想到大学里有共青团，他被迫当了宣传部部长。学校每天下午有广播，Eric和几个志同道合朋友在播报完习*近*平的讲话后，放了一首叫《奇妙的约会》的歌，歌曲里很多“哈哈”的笑声，不是当局要宣传所谓的“核心价值观”。
2016年下半年，刚满16岁的Eric第一次被离他们学校只有七、八百米远大学城的派出所约谈，他签了几十页的保证书，还按了指印。
2017年，Eric在百度贴吧公开了学校学费贵和菜鸟驿站二件事情。当时学校一年的学费是18,000元，同时又鼓励学生帮忙招生，帮忙招生可以返佣金5,000元。既然招生的钱是从学费里出，那学生就不应该交18,000，应该交13,000。
菜鸟驿站是校领导的亲属开的，经营快递业务。本来快递可以送到学生手里或者校门口，但学校要求必须要送到驿站来递送，让学生付钱，一块钱一件，强买强卖。
Eric晚上发完帖子，第二天早上天没亮，就听到“咚咚”的敲门声，一会宿管用钥匙把门打开，进来几个高年级的学生，还有一个主管德育的校长，把他按住，将他带到德育处办公室。之后，来了两个带着记录仪的警察，看上去问题严重了。
后来，Eric在升旗仪式上被当众批评，他宿舍里的六名同学被调离，宿管隔三差五经常夜里拿钥匙开门，检查有没有偷电、使用大功率用电器等。
“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放弃我了，看我扶不上墙，他不管了。”2017年，学校附近的商场里开始流行aWiFi（公用无线网络），因校园网很贵，通常学生几个人合租一个WiFi使用。
Eric想拿aWiFi去赚钱，他就开了一个宽带，买了一个路由器，但是测试信号很弱，只有隔壁几间收得到。他在网上找教程，买了定频的天线，功率很大，半个校园都能收到信号。受国外新闻的启发，他突发灵感把WiFi名称改成一些反共的名称抗争，比如64、freedom（自由）、人权等等，同学们也有响应。
这个事情闹得挺大。幸好Eric没被发现，“因为他们不好确定信号源，当时学校里查了很久，派出所的车经常停在学校里面，大概持续了半个月。其他同学也会把手机热点也改成这些不符合意识形态的名称。为了对抗我们，学校直接把电停了，不给用电了。”
2019年的情人节，Eric结婚了，新娘是大学里一起抗争的同学。Eric自己找了一个音乐培训的地方，去教架子鼓和钢琴。2019年3月，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，他和妻子去马来西亚、香港度蜜月，在推特上激进地表达自己支持香港独立的观点。
大女儿出生前，Eric回到江苏老家，6月初的一天早上，他被敲开门，赤裸着上身被带走。被关在派出所留置室一天一夜，没有吃饭，一口水都没有喝，不让上厕所，电话也不给打，鞋带、裤衩上面的绳子也被抽下来羞辱他。
警察逼他解开手机密码，查他的微信、推特、Youtube账号，把他发布的言论截图打印出来，并拟好了笔录，让他签字承认：非法使用VPN，在境外社交媒体侮辱领导人，发表扰乱社会治安的言论，和境外敌对势力勾结。
“晚上很晚的时候，我爸进来了，找关系通融，把我捞出去了。”父亲责骂他说：“我是不管你。（你的）孩子还没出生，以后孩子怎么办！”
Eric回忆疫情期间，当时每个路口都有检查站，有核酸记录才可以过去，疫苗必须要打，不打不可以走。外婆所在的高风险小区，每一个单元门都被用铁栏杆全部焊起来的，关了一年多。
“那时候各地都有抗争，和大白打，和辅警打起架来，我们这边有往出冲的，市政府对面那个小区封的时间也挺长，那个小区五六米高的大铁门被推倒了。大家都不服嘛。”我们把各地反抗封控的视频，发到微信朋友圈。
2020年8月，二女儿出生了，妻子住在月子中心，吩咐他回家拿衣服。他到家后，门被打开了，几个人上来就扯他走，他说要打个电话，被用防狼喷雾辣椒水喷，被用电棍电击。他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在市公安局办案中心了。
“我一点意识都没有，眼睛火辣辣的，摸一下我脸上肿得很厉害，眼睛肿得像灯泡一样的，只能眯一条缝，根本就喘不开气。” 很快又晕过去了，再醒来是在医院里，手上插了预埋针，被注射一种叫氯硝西泮的药物。随后Eric又被带回办案中心，他在铁椅子上睡了几个小时；最后一次醒来，是在当地的精神病院。
后来，警察把他送回月子会所，他看到小女儿愣了一下：什么时候已经出生了？感觉精神错乱了。他说，“回到月子会所的时候，我就吐血了，我老婆拍视频发给我爸看。我爸说：你再大的关系，你不能和共产党对抗，要不然谁也救不了你。”
药物的后遗症、并发症特别多，但精神病院的医生告诉他，这个药不能突然停掉，他的血药浓度（TDM）很高，让他继续吃药。 “吃完之后不会突然一下失去意识了，人浑浑噩噩，脑子不太清醒，丢三落四的，倒车时会把车倒到停车库的柱子上，甚至在等红绿灯时突然昏睡过去，没有意识了。”
“那个时候我才20岁啊，我每天走路的时候要用拐杖走，不用拐杖就会倒，根本就站不稳，脑子好像被控制一样的，说话非常慢。”后来妻子带他去外地另一家医院看，医生告诉他：“你继续吃的话，脑子直接吃坏掉了。”于是他慢慢停药，最后终于停掉了。
2022年底，中国大陆爆发了白纸运动。起初是为了悼念新疆乌鲁木奇由于封控在大火中丧生的民众，后来各地民众聚集、举白纸声援，并抗议中共惨无人道的暴政。
Eric回忆，“第一天，上海学生喊出‘习*近*平下台，共产党下台’的口号；第二天晚上，我们在教堂门前集会，大家都是带白纸过去；第三天整个教堂被封起来了。所有的文具店里面，你想买A4纸、买白纸、本子这些东西，要身份证了。复印店也接到通知，复印、打印要白纸的，全部要登记身份证。”
白纸运动后，各地突然一下解封了。Eric认为，中共已经抗不住舆论压力了，已经到了共产党掌控的极限，它放弃一部分，然后可以继续维稳。如果当时不放弃封控，搞不好当时它就已经倒台了。
“我们当地做白纸运动这些人，推小区大门，冲卡啊，不做核酸，那个月是最混乱的时候。核酸岗亭都被掀翻了，大白身上穿的衣服被撕开。大家都不戴口罩，把口罩扔掉。那个时候中共确实扛不住了，民意也压不住了，中共也没几年气数了。
“疫情之后，街上、商场基本上没有人，能明显的感觉到中国经济已经垮掉了，老百姓行尸走肉一样的。疫情时政府说有房贷延期还，根本就是在作秀。我打电话给房管局、银行，他们说没有上级通知，我说你看新闻有，他说那你找新闻去。全部都是骗人的。”
今年3月6日，几个警察突然上门，强制带走了他和妻子，关了两天。3月8日，Eric收到消息，让他当天晚上就要离开中国，因为他的案子当天报了法制处，第二天报检察院复核之后将限制他出入境，想走就走不了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Eric和妻子从青岛搭飞机到马来西亚（免签）。5月，两人来到新西兰。“新西兰距离中国远，一个北半球一个南半球，就想越远越好。环境好坏无所谓，只要可以说话，让我可以做事，那我就开心。哪里爱我，哪里就是我的祖国。”
Eric说：现在国内开始大通缩，就是在上海，人们也被压榨得像牛马一样的。高铁上的人明显比前几年少多了，因为太贵了，老百姓连坐高铁的钱已经掏不出来了。以前打出租车要等很久，现在各个高铁站出租车比人还多。
为什么前段时间要搞‘远洋捕捞’？因为地方财政已经没钱了，国家现在又不拨款，没钱，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起了。我们身边的同龄人都是在体制内，有的法院已经6个月没发工资了，有的单位承诺‘争取发3个月，至少发2个月’，因为真的没钱发。
“法院有个部门叫执行局，权力比较大，现在就是替政府维稳，经常开车去驻京办，把人领回来之后再送办案中心折磨一顿。”
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是无辜的，不是凶手，就是帮凶。虽然个人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是他可以不参与，Eric直言：“醒的人很多的，只不过都是装睡吧，等到有一天大家都睡不着的时候，一定会反的。”
